• 先秦两汉
    孟子与诸侯——经史互动当中的孟子思想诠释
    发表时间:2019-08-08 21:09:34    作者:赵金刚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
    【内容摘要】“诸侯”是孟子的主要言说对象,孟子与诸侯的对话深植于当时的历史情境,并在对历史逻辑的把握中展开其政治哲学论述。如果抛弃孟子所处的独特历史境遇,就不能细致的了解孟子对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把握。本文尝试从“经史互动”的视角,以“知人论世”的态度,深入分析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等人的对话,进一步揭示孟子的政治思考。孟子并非“迂远而阔于事情”,他对历史、政治的逻辑有独特的把握。
     
    【关键词】诸侯 经史 君心
     




    孟子的世界是人的世界,《孟子》一书展现了孟子与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的对话,有学生、有论辩对手,也有当时的诸侯。“君主”对孟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孟子引传言“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这毋宁是对他自己心理的一种描述。孟子虽“说大人,则藐之”,却游历各国,不厌其烦地劝说君主,希望得到当时诸侯的任用。诸侯在孟子的思想世界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孟子对诸侯的游说似乎并不怎么成功,司马迁讲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司马迁看来,孟子的言论被当时人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所讲的“唐、虞、三代之德”不切于当时攻战的实际,因此孟子在当时不能获得成功。
     
    与此种印象相对的是,后世对孟子的研究着重于心性,而对其政治思想的诠释则往往归之于“理想主义”,突出他“以德抗位”的一面。此种“理想主义”毋宁与“迂远而阔于事情”形成一种相互参照。这里我们想追问的是,理想主义能否化解孟子“迂腐”的形象?孟子真的只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吗?孟子面对诸侯,游说诸侯真的“阔于事情”吗?
     
    本文采取经史互动的视角,尝试补全《孟子》文本之外的“历史世界”,对孟子与当时诸侯的言论进行再分析,着力突出孟子思想“切实”的一面,对孟子政治哲学进行再分析。


    一、三家分晋与义利之辨

    《史记》讲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认为孟子见梁惠王在见齐宣王之后。后世学者多不同意司马迁的观点,梁玉绳讲:“孟子游历,史先言齐后梁,赵岐孟子注、风俗通穷通篇并同,古史从之。然年数不合,当从《通鉴》始游梁,继事齐为是。通鉴葢据列女传母仪篇也。孙奕《示儿编》曰:七篇之书,以梁惠王冠首,以齐宣王之问继其后,则先后有序可见矣。故列传为难信。”(《史记志疑》)现代学者多认为孟子先于齐见威王,后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孟子由此入梁,其与梁惠王的对话就在此背景下展开。《孟子》以“孟子见梁惠王”为首章,揭“义利之辨”,赵岐章指言:“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朱子从“理欲之辩”的角度亦认为此章为首具有深意。然而,“疑孟”派又往往因此“义利之辨”之义而质疑孟子叶适以为孟子,现代人亦有不少因之而认为孟子迂腐。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的讲法颇有意思:
     
    《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衡,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楚、秦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便利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
     
    刘三吾认为孟子讲的仁义是“正论”,但对于梁惠王却“答非所问”,不能解决梁惠王面临的实际问题,行仁政而王在他看来是不太可能的。刘三吾从战国的情势,尤其是梁惠王当时所处的背景质疑孟子,这是疑孟者的一般思路。而尊孟派面对质疑多有辩说,尤其从哲学的角度指出孟子言义利之辨的重要意义。我们能否回到历史处境,而不仅是从哲学义理出发,为孟子进行辩护?孟子真的只是讲了“正论”“常道”吗?在“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那个时代,孟子讲的对梁惠王有效吗?
     
    论者言孟子与梁惠王,多提战国历史,对魏国之历史亦多有叙述,但少有将此叙述与《孟子》首章义理联系起来处理的。其实回到魏国历史当中,我们会更进一步发现孟子所讲的深意,以及孟子此语对梁惠王的“效用”。
     
    论者多指出,梁惠王此番招贤,有拟魏文侯“礼贤”的味道,其实孟子所论也隐含着梁惠王祖辈的行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开头即言“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此即所谓“三家分晋”,史家多有以此为战国之开端。晋在春秋即所谓“千乘之国”,三家则是所谓“百乘之家”,而三家与晋正所谓“上下交征利”,三家最终凭借自身之“力”取代了晋君而成为诸侯。文侯为惠王之祖父,武侯为惠王之父,武侯之时,“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资治通鉴》周安王二十六年),晋国至此被瓜分完毕,此所谓“不夺不厌”。以上为惠王“家史”,惠王于此必熟知,孟子对此点亦是清楚的。这一背景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孟子不必也不能直接说出,但当孟子讲完首章这段话之后,意欲效法文侯的梁惠王应该会想到自己的这一“家史”。梁惠王追求富国强兵,实则“以利为利”“以利为名”,将“利”作为公开的“号召”,在孟子看来一旦以此为导向,国君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的最大化是合理的——当时梁惠王等诸侯追求的最终目标其实就是以“千乘之国”代“万乘之家”的周室而为天子,那么卿大夫也自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利益抵触,必有冲突,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取而代之”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魏国当初对晋国就是这么做的,若魏国再继续以利作为号召,历史未必不会在魏国内部重演。这也就是“利诚乱之始”的一重含义。
     
    揭出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出此章置于全书之首的深刻内涵,孟子实际上将论述指向历史纵深,指向了造成当时历史局面最典型事件——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亦如孟子所说。孟子的论述含有对当时历史的总结,他的思考正是站在对当时境遇的关切之下。这一历史状况对他来讲是不得不面对、却又不愿意接受的,他当然希望新的秩序奠定之后,历史不要重演。李觏认为孟子之言“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谓诸侯能以取天下,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其实我们如是看孟子首章,会发现孟子其实是要避免此种政治失序的。孟子当然讲要一天下,讲汤武革命,但是那是那个时代的“势”。如果要避免历史重演就不能“以利为利”“以利为名”,而要以“仁义”作为为政的起点。
     
    相信梁惠王听完孟子的话之后,也一定有所触动,否则他也不会跟这个“迂腐”的老头再啰嗦那么多,也不会说出“寡人愿安承教”,梁惠王对待孟子是十分“辞逊”的。可惜历史并没有给梁惠王更多机会,也没在魏国给孟子机会。在魏国一年左右,惠王就去世,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孟子由是离开魏国。


    二、启迪君心

    孟子去梁后,二次游齐。此时齐国国力强盛,在诸国国力对比中占有一定优势。朱子讲“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节”,若当时孟子得到齐宣王的任用,未必没有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机会。当然,在机会面前,孟子是积极争取的,他对梁惠王多少显得不那么客气,对齐宣王则不同,他对齐宣王费的口舌比梁惠王等要多得多。其中最有味道的当属“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一章。
     
    这段对话充满了各种潜台词,十分具有戏剧性,也将孟子的言说艺术与“机锋”充分展现。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其实是在表示自己感兴趣的是霸道,这是当时诸侯的普遍兴趣,齐桓公的事业亦是齐国人的普遍期望,齐威王自称要“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则谁不知!”孟子却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自己没听说过。相信此时齐宣王一定觉得很尴尬,对话刚一开始就要结束。当孟子要和宣王谈王道时,宣王一定没有兴趣,只是礼貌性地延续对话,“保民而王”此时还无法打动宣王,他对自己能否做到“保民”没有信心,更没有想法。孟子回答“可”,而不是批评齐宣王“率兽食人”,多少出乎齐宣王的意料之外。当齐宣王对此展现出兴趣时,孟子没有直接讲“推不忍人之心”的道理,而是把话题引向了一件多少有点儿让宣王面子挂不住的“以羊易牛”的“衅钟”事件,当孟子问宣王“不识有诸”时,宣王或多或少觉得有点儿尴尬,甚至认为孟子会从此开始劈头盖脸批评自己一番,情节似乎要从“可”反转,但孟子却讲“是心足以王矣”,这多少让准备接受孟子一骂的齐宣王感到意外,更为意外的是,孟子甚至为他“以羊易牛”寻找理由,并上升到“不忍”的角度。这时我们发现,齐宣王的话开始变多了,不再是简单地发问与回答,他开始向孟子陈述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对话也由此开始,齐宣王此刻进了孟子的“套”却没有意识到。
     
    孟子刚刚为齐宣王辩护完,齐宣王刚刚解释了自己的内心,孟子却又转而指出他的问题,为认为齐宣王吝啬的百姓说话。此时“王笑”,这笑容多少有几分无奈,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这里我们终于发现齐宣王出现了表情,从这个“王笑”可以猜测他之前一定没有什么表情,尤其是孟子讲自己没听过齐桓晋文之事后,他一定充满了无聊的神态。而此时,他却有了情绪上的变化,这一“笑”恰恰证明宣王已经投入二人的对话。
     
    面对宣王无奈的笑容,孟子却称他的行为是“仁术”,再度给宣王一个“高帽子”,而齐宣王听完之后更是“说”(悦),情绪更进一步,甚至引《诗经》赞颂孟子,认为孟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并主动询问此心为何合于王道,对王道产生了一定兴趣,于是齐宣王终于上了孟子的“道”。可孟子并没有直接讲王道,而是将话题引向了力与明。我们发现,孟子对宣王的问题总是采取“迂回战术”,这其实恰能吊起宣王的兴趣,并有助于论点的进一步展开。孟子讲完这个比喻后,开始谈“王之不王”,认为宣王可以做到“王”,只是“不为”,这就没把王道说得过分高远,而是认为王道易实现。宣王接着问不为与不能的差别,孟子还是不直接回答,依旧用比喻的手法讲“推恩”,并将话题引向齐宣王的“心”,尤其是宣王心理的那份对于天下的欲望。
     
    对话进行到这里更为有趣,之前是孟子一直“迂回”,宣王此刻则开始主动与孟子“互动”,对待孟子的问题也不直接回答,而是让孟子“猜”自己的欲望。当宣王讲“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时,“大欲”二字一定被他加了重音,甚至我们可以猜测宣王此时用眼角余光撇了一下孟子,内心还有几分得意。孟子自然知道宣王的“大欲”,可也不直接说出,而是再反过来问宣王,而“王笑而不言”,这一“笑而不言”的画面感如此强烈,也让我们见到当时对话的深入程度,更可据此猜测宣王内心的想法,猜测他的那个“大欲”。孟子依旧不直接说出来,明知故问地说出一些东西,而宣王就是等待孟子主动替他说出自己的“大欲”,他自然知道孟子在绕弯子。孟子不再绕了,他说出宣王的“霸”的欲望,却直接指出宣王所为是“缘木求鱼”,甚至“后必有灾”,这让宣王有点惊讶,可孟子依旧不直接说理,他还是举例子,通过例子引入天下的形势,用形势提醒宣王该如何选择实现“大欲”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谈话艺术与技巧,可以看到孟子对宣王君心启迪之耐心。至少在这段对话当中,孟子是成功的,他让宣王多少对王道产生了兴趣。孟子对宣王可谓耐心,可谓“循循善诱”,面对宣王之“好勇”“好货”“好色”,孟子并不直接否认,而是在退一步的基础上将之引向王道。孟子只有对待宣王才有这份耐心。
     
    孟子在齐国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机会,但最终孟子的理想依旧没有实现。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到底在这之后孟子和宣王还有哪些“纠葛”,齐国其他人物如何面对孟子。但我们至少看到了孟子面对当时诸侯,为了实现自己王道理想的耐心尝试。
     
    我们知道的是孟子对宣王多少有些“任性”——从《公孙丑》“孟子将朝王”章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于宣王之态度,其实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宣王对孟子已经很“优待了”,若是一般的“禄仕派”早就“死心塌地”地服务齐宣王了。可孟子终究是孟子,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义仕派”,为了实现理想,他可以耐心尝试一切方式,可宣王终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信任、任用自己的模式。孟子还是要离开齐国了。
     
    孟子之离齐可谓是“一叹三咏,一咏三叹”,宣王希望他留下,有人替宣王求他留下,他何尝不想留下,却不愿仅仅为了“万钟”富贵而留在齐国,他多么希望齐王回心转意啊,“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不怨天不尤人”的孟子,也在离开齐国时有了“不豫色”,那个自信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孟子,离开齐国时,内心究竟如何呢?可以想见他内心当中有几分“不舍”。孟子之去齐让我们看到了他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的纠葛。
     
    孟子终究还是离开了齐国,一生大机遇由此不再。
     
    三、齐伐燕

    孟子之在齐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也就是“齐伐燕”,此事古来史家争论颇多,孟子在此事中的态度也耐人琢磨,更是引起了不少对孟子的质疑。
     
    先看事实,齐伐燕究竟在宣王还是愍王,历史上有争议。《朱子语类》讲:“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愍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此语可以说把各种观点都交代齐全了。幸运的是现代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齐伐燕”年代判断的有力证据。传世器物“陈璋方壶”以及八十年代新出土的“陈璋圆壶”都记载了“齐伐燕”之事,李学勤先生等据此考证,齐伐燕在齐宣王五年。孟子与史事之吻合,于此可见,亦可见孟子态度之可靠。
     
    关于孟子是否劝齐王伐燕,历代有争议,不少儒者为亚圣“辩护”,认为讲“善战者服上刑”的孟子不会劝齐宣王伐燕。我们这里倾向认为孟子并不反对齐伐燕,甚至多少有支持、诱惑齐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谓,但对于如何征伐、安置燕国则与宣王的态度有所不同。朱子讲:“孟子亦是作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当时战国之无义理耳。”这可以说是孟子对于战争、用兵的真实态度。孟子反对的是“嗜杀”,他并不主张“非攻”。杨华先生《孟子与齐燕战争》于此问题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述。这里要对几个问题进行强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齐伐燕的主将是匡章,而匡章在《孟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孟子甚至与这位“通国皆称不孝”的人交游,为他的所谓的“不孝”进行辩护。这点杨华先生已经指出。当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孟子》中的“匡章”与《战国策》等书中的“章子”是不是一个人,这点存在争议。匡章是否是齐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孟子的判断,尤其会影响我们推测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推测孟子在齐国的各项实际活动。如若匡章与章子是一人,则可见孟子在齐国的各种表现,要比某些古代儒者认为的积极得多。章子与匡章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证,二者是否为一关系着我们对待孟子的态度。
     
    其次,孟子就齐伐燕一事的论断其实可以呼应“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对宣王行事做的后果判断,“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乐毅带着秦、韩、赵、魏破齐国七十二城,齐国几近亡国,这可以说是孟子“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之说的“历史注脚”。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基本上没有劝过梁惠王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有阻止梁国对外用兵之意,而对齐国用兵则较为积极。孟子能顺着齐宣王的“好勇”讲王者之怒与王者之征,却不曾鼓励梁惠王的“好勇”。《孟子》书中,梁惠王对用兵复仇表现得十分积极,这与史书中记录他招贤的背景是十分符合的。“晋国,天下莫强焉”一章中梁惠王的态度最是强烈,他对败于齐秦十分羞耻,“愿比死者一洒之”,并对此征询孟子意见。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梁惠王有求战的想法时,孟子都会将论述重心直接引回“仁政”,强调梁国此时应该注意内政建设,战与不战,则要看敌国是否“陷溺其民”,己国能否“兵民”。孟子对于诸侯强调内政之重要是其一贯态度,古代战争对国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战争需要的财力不是短时间能积累的。齐国有“鱼盐之利”“工商之业”,加上威王图治,国力积累远非此时屡屡战败的魏国可比,也因此“势”,孟子才讲“以齐王由反手也”。魏国在当时已不能战,守土难度亦颇大,因此孟子对于梁惠王更加强调巩固内政、兵民,对齐宣王则更多地讲推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孟子游说诸侯,既有其一贯的仁政的一面,也有其立足于当时诸侯国实际情况而阐发的一面。
     
    若展开论此点,则可看到,魏国在战国初期得以强盛,靠魏文侯招贤,亦赖李悝“尽地力之教”保障国力,以及魏武卒强大的战斗力。其实魏国的自然环境在当时并不占优,“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还有很多“恶田”,依靠李悝之变法,才积累出战争所需之财富。而这一积累至梁惠王时已消耗殆尽,魏国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太可能。关于魏武卒《荀子·议兵篇》讲: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魏武卒由于选拔严格,战斗力很强。但是,这一武卒制施行却与一定的配套经济制度有关,靠着丰厚的经济待遇保证一支常备军,对国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所以荀子称之为“危国之兵”。梁惠王之时,魏国经济土地面积缩小,经济积累耗损,再想组织一支强大的魏武卒去战斗,可能性很小。如是我们再次看孟子讲的“仁政”与“兵民”就很有指向性。《汉书·食货志》的赞语认为孟子讲的“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不知发”与管子、李悝所讲有一致性。其实我们会看到孟子讲的这些内政说法在战国时代的普遍性,但孟子内政理论并不指向“善战”的“武卒”等制度形态,他的说法有“不忍人之心”做基础,并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孟子主张“一天下”,靠的“兵”是“兵民”之兵。历史十分吊诡,最终完成战国统一的是兵民的秦国,然而却采取了另一种“兵民”形态。
     
    孟子不反对战,他反对的是以战作为手段满足诸侯的欲望,孟子希望通过“义战”实现统一。面对齐伐燕,我们可以知晓的是,孟子对此战的规划是“吊民伐罪”的义战。孟子不反对伐燕,他反对的是当时诸侯征战的模式。孟子并非不知兵,他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战争后果也有着深刻的判断力与预见力。齐伐燕并没有按照孟子的设计施行,最终齐国退出了燕国,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四、孟子与滕文公

    孟子之于诸侯,最信任他的竟是滕文公,读之竟觉无奈。孟子讲“百里而王”,而滕国绝长补短五十里。滕国最终淹没在战国征战的洪流之中,甚至我们连这个滕文公究竟是谁都不知晓。
     
    滕初亡于越,孟子之时,滕国复国,夹在大国之间日夜担心再度亡国。就是这样一个滕文公如此地信任孟子,按照孟子所说服了三年之丧,还向他请求询问井地,想要施行孟子的政治理想。然而,滕国真的行仁政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这种无奈呢?
     
    李觏质疑孟子“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孟子何尝敢奢望滕国能够得天下。“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天,也就是无可逃的。“若夫成功,则天也。”
     
    《朱子语类》有: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强,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
     
    战国之时,滕国这样的国家被灭是早晚的,孟子其实是让滕文公勉强为善,顺受其正,守或者走,都是无奈。纵使为滕国想万般妙计,殚精竭虑而为,也抵挡不了那个“大势”。孟子何尝不知?孟子讲文王“百里而王”,却只对齐梁之君讲,《孟子》书中他没跟滕文公说过。“百里而王”在孟子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言说的艺术吗?
     
    其实,对滕国来说,“死守”都不容易,不得民心,民怎么跟着你守呢?《孙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或许滕文公强为善,民如果能与之效死弗去,对于他来讲也就足够了吧。
     
    滕国再次亡国时间难考,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滕国再度灭亡之时,孟子还在世吗?然而滕国就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能被《孟子》留在七篇当中,滕国的意义就不一般,这或许是孟子对滕文公的一个承诺吧。
     
    透过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我们如何看待孟子?“机会真不易得”,孟子也不曾放弃争取机会,孟子有理想,但也面对战国的现实,可以说孟子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孟子的理想绝非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孟子生活在那个时空当中,他在瞭望,却是扎根于战国的大地远望。把孟子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时空境遇之中,尽量还原孟子言说的历史语境,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地体贴孟子的种种理想与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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