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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与Physis:比较哲学的视野
    发表时间:2019-09-02 10:53:38    作者:郑开     来源:《人文杂志》2019年第8期
    【摘要】道家哲学概念“自然”与早期希腊思想史料里的重要语词Physis之间的异同耐人寻味:无论先秦道家还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自然的发现”都是“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之一;而自然(Physis)概念及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则体现了中西哲学思考的不同旨趣、不同趋向及不同历史命运。在比较哲学视野里探讨自然与Physis,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西哲学的特质,深化理解道家哲学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自然;Physis;自然的发现;目的性
     



    道家哲学的概念“自然”与早期希腊思想史料里的Physis依稀仿佛,相映成趣。从比较哲学角度看,“自然”与Physis同途殊归之历史命运恰好折射了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那么就有必要且有可能从比较哲学的视野,进一步深化道家“自然”概念及其理论的多元探讨。
     
    一、“自然的发现”:哲学突破的标志之一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就是Physis(自然),他们被称为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的著作常冠以“论自然”之名。G. E. R. Lloyd指出,“自然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起源。所谓“自然的发现”就是指“意识到‘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区分,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不是随意或任意影响的后果,而是规律影响的后果,受可确定的因果序列所支配。”就是说,“自然”观念使得古希腊人摆脱了神话巫术的原始思维,发展出某种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即用自然规律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不诉诸超自然力量,如神话和巫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哲人最初哲学沉思的结果体现于Physis(自然)概念,它是古希腊哲人对存在的最早洞见,比如说泰勒斯(Thales)认为Physis(自然)是水,阿那克西曼尼认为是“气”(Aer),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可以说,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思考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然”(Physis),而苏格拉底则有力塑造了围绕“德”(Arete)而不是“自然”(Physis)思考的新传统。
     
    无独有偶,早期中国思想史也经历了一个“哲学突破”,与古希腊类似。具体说就是,春秋末年战国初期,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已进入了哲学时代。何以言之?因为老子、孔子的思想创造性能够夺胎于之前的思想世界,并在前哲学时期和哲学时代之间划下一条明晰而深刻的界限。比如说孔子言教之 “仁”已非西周以来绵延已久的“德目”,而是具有更为深邃的内涵;而孔夫子开始讨论的“性与天道”等问题,更显示了其独特的哲学气质。比较起来,老子思想突破的哲学意味更容易分析和把握:第一,老子提出的“道”乃是划时代的哲学概念,更重要的是,老子通过“无”规定和诠释“道”从而使之概念化,这是“哲学突破”最重要的标尺;第二,老子同时又诉诸“玄德”概念及其理论,将前哲学时期的思想创造性地转化为哲学形态,这也是哲学突破的主要标尺之一;第三,老子首先提出了“自然”概念,同样是划时代的,因为《道德经》已经较为彻底地剔除了上帝鬼神(造物主、人格神、主宰者)等宗教观念,并超越于原始巫术思维之上。换言之,“道”“德”两个核心以及内在于“道德之意”的“自然”概念,批判和扬弃了上帝鬼神等造物主观念,开创了一种以朴素的自然主义方式理解和把握宇宙万物的思想传统。笼统地说,“道”及其相关词“自然”乃是天地万物生灭变化的本原和动因,当然“自然”概念还包含实在(有)和真实的意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思想世界里的自然/Physis却殊不同于近现代语境中的“自然”(Nature)。现代欧洲语言里的“自然”(Nature/Natura/Natur)语词,一方面是指“自然物”或“自然界”,以及自然过程——与人文历史相对;同时也指事物的本性或本质。就是说现代欧洲语言里的“自然”(Nature)大致上包含了两层意思。J. S. Mill及柯林武德(Collingwood)都曾做出过辨析:
     
    自然一词有两个主要的含义:它或者是指事物及其所有属性的集合所构成的整个系统;或者是指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的样子所是的事物。(《论自然》)
     
     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一词总的来说是更经常地在集合(collective)的意义上用于自然事物的总和或汇集。当然,这不是这个词常常用于现代语言的唯一意义。还有另一个含义,我们认为是它的原义,严格地说是它的固有含义,即它指的不是一个集合(collection),而是一种原则(principle)——就这个词的固有含义,是principium, ρχ——或本原(source)。
     
    Φúσι[自然或本性]一词在希腊语中同时有这些方面的运用,并且在希腊语中两种含义的关系同英文中两种含义的关系相同。在我们[拥有的]希腊文献的更早期文本中,φúσι总是带有被我们认为是英语单词“nature”之原始含义的含义。它总是意味着某种在一件事物之内或非常密切地属于它,作为其行为之根源的东西。这是它在早期希腊作者们那里的唯一含义,并且是贯穿整个希腊文献史的标准含义。但非常少见且相对较晚地,它也具有自然事物的总和或汇集这第二种含义,即它开始或多或少地与κóσμο[宇宙]“世界”一词同义。
     
    我断定,在爱奥尼亚哲学家那里,φúσι从来没有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过,而总是在其原初的意义上使用。“自然”对于他们从来没有意味着世界或者那些组成世界的诸事物,而总是指内于这些事物之中,使得它们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表现某种东西。
     
    可见,现代语言(无论西语还是中文)中的Nature(自然)指整体意义上的自然界,略近于现象世界,与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意义反差较大。那么,从思想史的来龙去脉分析“自然”概念更张的所以然之故,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了。亚里士多德把古希腊时期的“自然”(Physis)含义条分缕析为以下6种:
     
    (1)生长物的生长;
     
    (2)生长物的种子;
     
    (3)自然物的运动根源;
     
    (4)质料;
     
    (5)自然物的本质;
     
    (6)任何事物的本质。
     
    可见,亚里士多德归纳的Physis的含义包括事物的本性、本质、本原、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基础以及事物化生、创化的动力等,庶几近乎道家自然概念。道家著作中屡见不鲜的“自然”概念含义复杂,具有“自是(自己所是)”“自宜(恰如其分)”“自成(自己成就)”等含义,或“自己如此”“本来如此”“势当如此”等意义。饶有趣味的是,“‘自己如此,不假外力’作为汉语‘自然’一词的本义,以及‘道法自然’这种关于‘道’的规定性,与希腊语physis以‘本性’‘本原’作为本义,以及以之作为最原初的存在领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进一步分析表明,我们甚至还可以对照和参取古希腊哲学语词Physis,把道家哲学语境中的“自然”概念梳理和分析为三个层面:
     
    (1)“自然而然”,与社会习俗Nomos相对;
     
    (2)“本性使然”,犹如“朴”与“器”的对待,亦如古希腊思想世界里Physis与Techne之对待;
     
    (3)“自然界的”,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天、人之间的区分,这一点,与柏拉图思想之神学意味可谓南辕北辙。
     
     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比较会通角度看,古希腊时期爱奥尼亚哲人们对Physis(自然)的探讨包含了若干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例如:
     
    第一,Physis(自然)最初进入哲学之时,除了携有“生发”“生长”的意味之外,亦具“物”(亚里士多德所谓“质料”)的意味。有关Physis(自然)的探究,其对象乃是“第一质”“基本质”,与那些后来出现的——即因“第一质”“基本质”推动而产生出来的,或由“第一质”“基本质”糅合、组合而变化产生的——“第二等物”相对,亦即Physis(自然)与人造物(制作物)相对。
     
    第二,Physis(自然)作为永存不灭的“第一质”和“基本质”,有着自主化生的力量。Physis(自然)是自身能动的(self-active),它可以推动事物的变化,以至于能够从自身之中化生天地万物,并遍布其内,使得万物运转而不枯竭。
     
    第三,Physis(自然)也是宇宙间唯一自身能动的力量,它是神圣的,而天地间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因为Physis而有了生气、灵魂。
     
    从第一点转换到第二点的逻辑是清楚明白的:爱奥尼亚先哲们需要找到作为“第一质”“基本质”的Physis(自然)究竟为何物,然后他们需要进一步解释Physis是如何推动万物的生发、变化,乃至于世界能够发展成林林总总的繁复样态。第三点有点复杂,Physis(自然)观念里面似乎包含了祛魅与返魅两个相反趋势:当Physis驱逐了思想世界中的曾经笼罩一切的有神论之际,却同时又被泛神论化了。斯多葛学派以“神体”解释运动变化,认为能够主动引发运动变化的Physis就是“神”。这种“神体”(具有质料意味的“神”)交糅于万物之中,按照自己的原则推动万物生成、变化、消亡,永不停息。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点,Physis包含的质料义以及不同于制作物(类似老子所说的“器”)的思想是古希腊思想里面比较原始、比较独特的东西,然而柏拉图却试图扬弃之(虽然柏拉图仍借助Physis概念展开其政治哲学)。经过以上简单的回顾和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Physis概念所固有的质料义、属性义和神机化体义之间有着很强的矛盾张力,这也为日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我们拟聚焦于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以来非常重要的概念Physis和道家哲学中特别重要的概念“自然”,力图从比较会通的角度,展开讨论。
     
    从古代史料的生成序列上看,“自然”始见于《老子》,它在老子之前的各种历史文献中了无踪迹,仿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毫无疑问,“自然”概念可以理解为老子的思想创造,甚至是春秋战国之交“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如果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开辟了探求万物本原的逻各斯之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推进、深化了这一思考传统的话,那么可以说,老子之前的思想史、之后的哲学史同样致力于探讨万物本原问题;在这一点上,两个哲学传统之间似乎能够比较会通。
     
    “自然”仿佛突然出现于思想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前身和原因。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通过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脉络做一点最基本的分析。早期思想史(无论是古希腊、古印度还是古中国)对万物的分析都是从“形”“色”两个方面开始的,因为“形”“色”被朴素地认为就是万物最基本、最普遍的要素或者属性。比起“形”“色”这样可感的要素或属性,道家哲学概念“德”(亦即最初的“本性”即“性”的概念),“自然”是不是有点儿异乎寻常?毕竟“性”“自然”作为万物的本质属性而言,终究是抽象的,且不可诉诸耳目(等感官)而感知。今天我们知道,《老子》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经典化过程,其中既有基于形色逻辑的观念,也包含了自然概念的思考,重重叠叠,浑沌不分;然而,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自然”概念及其理论体现了形色逻辑之外另辟蹊径的理论努力,简单地说,“自然”概念以其自反性,一方面排除了早期思想史笼罩一切的造物主观念(这一点在《老子》文本中十分明确),第一次立足于万物自身寻找其生灭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排除了任何一种特殊的物、具体的物作为万物本原的可能性,因为“自然”不能被外在化、实体化,它仅仅是个状态语词,表示万物存在的状态而已。实际上,道家的自然概念表明了道家思想既不是什么本质主义也不是什么虚无主义,因为“自然”在哲学理论的最基础层面确认了天地万有的真实性(reality)!“有无相生”岂虚语哉?
     
    二、“自然”的命运:中西哲学之分途
     
    近代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自然”其实就是西方舶来的Nature,殊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自然”、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时期的Physis。真正有意义、有挑战性的问题则是: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语境中的自然观念何以绵延不绝?同时,早期古希腊哲学中的Physis如何蜕变为对象化的、外在性的“自然”(自然物和自然界)?科学思维及其传统当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想强调的是,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既然与其科学传统同气相求,那么Physis概念如何从原初意义的“本性”变为“本质”,其内在机枢的深刻意味着如何让位于“相”(Eidos)以及“相”的化身之“上帝”,就成为值得反思的重要哲学-哲学史问题了。下面试略陈其梗概:
     
    早期希腊思想史料中的Physis含义丰富而多元。荷马著作里的Physis已隐约具有本性的意味;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也许是哲学文献里第一次出现Physis字样。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缩窄了Physis的意义空间。前引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卷关于Physis(自然)概念的讨论,表明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的Physis一词的基本用法就是指事物的本性、本质、本原,即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它折射了古希腊哲人理解和把握万物本原、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的思考方式。然而,西方哲学家对存在之所以存在的追寻,沿着探寻事物之本质、本性的道路不断拓进,却遮蔽甚至颠覆了Physis内蕴的深刻含义。简单地说,当Physis被理解为本性和本质之后,就避免不了被巴门尼德的“不变的存在者”、柏拉图的“相”(Eidos)取而代之的历史命运,且最终沦落为对象化的存在——自然物和自然界。另一方面,古希腊以来的哲人们在持续不断地追究事物运动的因果联系的思考中,亦不断背离了Physis思考传统,逐渐趋向于把上帝作为万事万物的内在精神动力,对此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之推波助澜至关重要。
     
    恩培多克勒以为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才是“自然”,而具体的自然物(如山河大地、花鸟鱼虫)自身并不是“自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到Physis概念的时候,已经有点儿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不复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那么斩截。我很想起柏拉图于地下,请教一下他所说的“相”是否就是Physis的代名词。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曾集中讨论过“自然”(Physis)。他首先指出:“凡存在的事物有的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的则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接下来则针对“由于自然而存在”进行分析,旨在将“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哲学思考转变为进一步的思考“由于质料、形式、目的而存在”。他有一段话很令人疑惑:
     
    什么是“自然”(Physis),什么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什么是“按照自然”,都已经说过了。要想证明自然(Physis)这东西的存在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明摆着有许多这类的事物实际存在着,反而想用不明白的来证明已明白的,表明这种人不能辨别自明的东西和不自明的东西。
     
     表面上看,亚里士多德似乎承认Physis这个概念内蕴了最后的和最高的根据的意义,然而根据上下文的思想脉络,他试图从几个方面质疑和消解Physis概念在哲学思考里的地位和作用。比如说,当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没有一个人工产物本身内含有制作它自己的根源”的时候,表明他根据“制作物”的概念及其思想逻辑,从实体(substance,质料因)、形式(form,形式因)和目的(目的因,以取代自然概念内蕴的“运动变化根源”)等方面抽空了Physis的思想意义。他认为,“自然物”(phusei onta)作为存在者,乃是通过与“制作物”(poioumena)的对比而被划定出来:
     
    凡存在的事物有的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的则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存在。“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又动物各部分、植物,还有简单的物体(土、火、气、水),因为这些事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我们说它们的存在是由于自然的。所有上述事物都明显地和那些不是自然构成的事物有分别。
     
    显然,自然物不同于制作物(人工制器)。自然物自身或即自身的原因,或者说,作为自然物的本质的自然,体现为自主性原则和内在性原则,因为Physis的本义就是产生、生长、涌现。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自然物(生长物)与制作物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根据”(原因)不同:生长物的“根据”(原因)是“自然”,而制作物的“根据”(原因)是“技艺”(Techne)。自然与技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自然作为根据是内在的,是根植于生长物之中的,而技艺作为根据是外在的,不在制作物之中。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之宏观趋势,表现为把自然物视为某种制作物(自然物不过自行制作的制作物),颇有一点儿以“制作”偷换“自然”概念的嫌疑!那么“自然”同时也被看成了某种创世纪的“技艺”(上帝就是这样的手艺人)。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自然”观念已经岌岌可危,与此同时,“自然物”被认为是“制作物”亦开启了自然物外在化之端倪。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上述思想与柏拉图一脉相承。Physis在柏拉图那里已经被视为“被创造物”了,“自主创化”“自己如此”的意味业已褪色。“创世”思想与Physis概念是矛盾的,冰炭不容。但在柏拉图看来,自然世界(山河大地、花鸟鱼虫)并非独立自在的,而是神创造出来的。神不仅创造世界,而且以其所赋予的原则统治世界。因此,称世界为“自然”根本上是一个用词错误。他通过雅典来客(“客”)和克列尼亚斯(“克”)的对话予以阐述:
     
    (客)意见、勤勉、理性、工艺和法律都是先于粗糙和光滑、重和轻。特别是那些巨大和原始的作品和造物,正是因为它们属于“原始”的范畴,所以归属于工艺。自然的东西和自然本身——使用我们对手的错误用语——是从工艺和理性派生出来的第二性产物。
     
    (克)你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呢?
     
    (客)当他们使用“自然”这个词语时,他们指的是原始物质创造的过程。但如果它能表示灵魂首先来到,而不是火或空气,并且灵魂是首批被创造出来的事物之一,那么十分正确的说法乃是,灵魂是最最自然的。
     
    柏拉图哲学具有强烈的神学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和灵魂就是他思考的归宿。也就是说,上述对话旨在论证柏拉图的核心观点——“(灵魂)是使物质的东西的全部改变和变化的主要原因”。吴国盛指出:“超越的形式世界的出现,以及它被作为感性世界的‘本原’这件事情,实际上否定了感性世界作为‘自然’(本性)世界的地位。真正的‘自然’不是感性世界,而是理性世界。所以,从柏拉图开始,‘自然’的概念受到质疑,但也同时受到改造。‘自然’不在这个‘生长’着的、运动变化着的感性世界里,而在一个永恒、不动的彼岸世界里。于是,从柏拉图开始,‘自然’这个词丢失其原始本初的存在领悟,而跌落为一个特定的存在者领域的名字。”堪称精辟高论。那么,“自然”终究隐遁乎造物主(上帝)的阴影之中。关于柏拉图的思想发展,亚里士多德写道:
     
    在青年时代,柏拉图开始是熟知克拉底鲁,也赞同赫拉克利特的意见,即一切可感觉事物在不断流变,关于它们的知识是不存在的。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却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不过问,并且在这些问题中寻求普遍,他第一个把思考集中于定义。柏拉图接受了这种教诲,不过他认为定义不是关于可感事物的,而是另一种存在物。由于感性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有一个共同定义。这样,他把这另一种存在者称作理念(Idea)。(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7a32-b8,译文出处见下注)
     
     按照苏格拉底提问形式“X是什么?”进行思考,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致力于探寻陈述X是什么的普遍定义,而不是X像是什么样子的东西。简言之,当哲人们试图定义X的时候,不仅应当与X共存,而且应当阐明X的本性,即X的所是(Being)、实在(Reality)或本质(Ousia/Essence)。沿着这几个方向展开的哲学思考,势必褫夺且瓦解早期哲学概念Physis之蕴含。总之,我们可以说,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携手开启了驱役Physis的思想进程。海德格尔批评说:
     
    在一种十分根本性的意义上,形而上学(Metaphysik)就是物理学(Physik)——亦即一种关于φúσι[自然]的知识。
     
    毋宁说,那个几乎没有恰当地表达出来的命题,即οúσíα是φúσι τι,乃是希腊哲学的伟大开端和欧洲哲学的第一个开端的一种余音。在这个开端中,存在被思为φúσι,而被亚里士多德带入本质概念中的φúσι本身只可能是开端性的φúσι的一个衍生物。而且,当我们谈论物的“本性(自然)”、国家的“本性(自然)”和人的“本性(自然)”,同时又绝不是指自然性的(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上思考的)“基础”,而完全是指存在者之存在和本质(Sein und Wesen),这时候,那种开端性地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被筹划出来的φúσι的一种十分虚弱的和无法辨认的余音,本身就还为我们保留下来了。
     
    海德格尔的阐释是否确当、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他洞见Physis概念(或者Physis与Natura/Nature之间)的落差;甚至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思考逐渐推陈出新,发展出了某种新的传统,而与之前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一条鸿沟或断裂。在柏拉图、恩培多克勒、亚里士多德,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的解释传统和思想脉络之下,“自然”概念发生了重要而显著的蜕变抑或退化;而哲学上的本质主义、基督宗教观念及科学思维的不断侵蚀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动机。可以说,西方思想主流摒弃“由于自然”而转向“由于目的”,使得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原初“自然”观念坠落了,上帝创世和造人的观念复活了。基督宗教传统中的“太初有道”“道成肉身”(道即圣言)已迥然不同于古希腊早期的Physis(自然),且不再需要Physis(自然)了。希伯来《圣经》中没有与“自然”(Physis或者道家哲学概念“自然”)意义相等或相近的词汇,因为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就是:上帝为人类创造万物,也为自己创造人类,人的优越性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核心:“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可见,古希腊传统在自然与本性之间建立的关联在基督教文明中被过滤了,西方形式的基督教作为“历史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直接促成了人对自然界的掠夺与征服的态度。如此便造成了基督教文明中自然与自由间的断裂,“自由被视为对自然的抵抗与拒绝。”
     
    总之,古希腊哲学语境中的Physis(自然),逐渐沦为被动的(不具备内在动力因)、对象化的、无灵魂的东西,这也是近代对象化的“自然”观念之渊薮。如影随形的是,古希腊哲学中的Physis,经过了希腊化时期以及柏拉图主义的推动,最终沦丧为不能独立自存的东西,而不得不乞灵于上帝(神);哲学也成为神学的附庸。幸乎不幸乎?这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宿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试图为那种原初意义上的“自然”观念招魂,思想家斯宾诺莎、海德格尔更是在深切反思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期然而然地接触到、趋近于道家哲学(包括自然概念及其理论),也许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否弃早期自然观念的有力拨正。
     
    中西方哲学旨趣之显著差异促使我们提出以下问题:道家之“自然”何尝能够被对象化?我们在道家思想中能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神学的倾向吗?诸如此类的的问题值得深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意味的“自然”(natural)恰恰是那种“神机化体”(divine agency)的反面,更近乎古代中国哲学里面的“自然”,因为它足以称得上“是将上帝从自然秩序中放逐出去的必然产物。”有鉴于此,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继续深化讨论:第一,由此直探“道”/“无”与Logos/Eidos/Being之间的差异,因为老子反复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第2、10、51章),且以此作为“玄德”阐明“道物关系”,而这种“道物关系”却迥乎不同于柏拉图之Eidos与现象之物、亚里士多德之Ousia/Being与具体之物,那么深入理解、认识和把握道家哲学的“道物关系”不能不诉诸自然概念及其理论;也就是说,厘清“自然”概念与“道”或“无”之间关系是我们讨论道家自然概念及其理论的必由津梁和不二法门。第二,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语境中的“自然”既不包含“目的性”的意味,也不受制于因果规律和因果关系。《庄子·天运》开篇“天其运乎,地其处乎?”那一段话,却以“敢问其故?”结束,实在是意味深长。“敢问其故”的“故”就是指因果联系。王夫之注解这段话时说:“所以然者,非有故也。谓其有故,岂天地日月风云之外,别有一物司其主宰,当是何物也?……则自然者本无故而然。”又在解释《知北游》“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时说:“自然者之无所以然。”可谓深得庄周之心。我们还知道,历史上佛教徒针对道家、道教的自然观念进行了长期的非难和论辩,其原因正如甄鸾《笑道论》所说:“佛者以因缘为宗,道家以自然为义。”这也许正是道教理论家(例如宋文明、成玄英等)特别重视自然(独化)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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